从重庆打黑看中国黑帮
今年6月以来，重庆市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打黑除恶专项斗争”。截至8月15日，已成功破获黑社会团伙104个，逮捕岳村、陈坤志、龚刚模、黎强等67名涉黑涉恶团伙首犯及骨干人员，抓捕黑恶团伙成员1544人；收缴枪支48支、子弹877发；查封、冻结、扣押涉案资产15.3亿元。累计破获查处各类案件1009起,其中破获刑事案件892起。重庆市此次重拳出击，打击黑帮势力，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，各界人士纷纷为薄熙来下大力气整治黑帮、割除毒瘤、净化社会叫好。但在此次重庆市清除黑帮行动中出现的诸多现象令人忧虑：黑帮势力全面深入基层社区、犯罪活动多样化、日常化，黑帮势力向官方机构渗透、官员为黑帮充当保护伞，黑恶势力经过漂白后“合法化”变得更加隐蔽，甚至有少数黑帮分子戴上了种种耀眼的光环，黑白两道呼风唤雨，无所不为等等。
众所周知，中国的黑社会是个敏感的问题。多年来官方一直遮遮掩掩，不肯承认黑帮的存在。但在现实中，又有各种形式、为数不少的黑帮势力活跃在经济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以暴力手段，欺行霸市，残害生灵，人民群众不堪其扰，社会秩序变得混乱，也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。公众希望政府能够抛弃暧昧的政策，旗帜鲜明地铲除黑帮，维护公众利益和一方安宁。重庆市此次行动的重要性即在于此，警方直接将矛头对准为害甚巨的地方黑恶势力，采取得力措施，打击黑恶势力的根基，为其他地区乃至全国整治黑帮提供了重要启示。
一是正视中国黑帮存在的现实。中国究竟有没有黑帮？这个问题曾经无数次被否定。重庆市在王立军任职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之前，据称“无黑帮”。2004年11月22日，重庆市刑警总队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对外高调宣称：“重庆市带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已被彻底铲除，目前我市无"黑社会"”。2008年，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刘光磊也在做客新华网时表示：“根据统计，我市群众的安全感最近几年一直都保持在92%左右，2007年达到了最高峰的93.73%。”
一年后，在新任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带领下，重庆市警方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打黑成果如此显著（如本文开头所示），可见此前重庆官方表态纯属胡说八道，也说明重庆市黑帮已经猖獗到什么程度。而重庆市的黑帮猖獗只是中国黑帮现状的一个缩影，其他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绝非一派清明。
最高警务当局能否公开承认中国当前黑帮团伙的实际状况，正视中国打击黑帮势力上存在的问题，是中国下一步能否在扫除黑帮势力、维护社会治安、确保人民安全方面动真格、见成效的前提和关键。
二是痛下决心采取行动整治黑帮。有几个事例可以看出黑帮对社会的毒害。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与政府公职人员联手，以数倍高价恶意哄抬地价，公职人员再暗地促成拿地商与黑帮地产谈判，买通黑帮地产放弃竞争的价位，或者对拿地商实施敲诈。该过程中一单交易的黑市价都在数千万元。高利贷产业同样触目惊心。警方披露的数据是，重庆高利贷逾300亿元，规模已达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/3强。以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黎强为骨干的黑恶团伙，通过强占明抢，逐步垄断重庆民营公交线路。近几年其拿到了遍及重庆的100余条公交线经营权，实际可以影响到城市公交命门。消息人士透露，今年打黑风暴以来，整个重庆公安系统已处理警员近两百人。现在所有民警、中层干部都签署了保证书，“保证没参与黑恶势力，不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”。至少有30名员警察在近日的扫黑行动中被捕，其中有6人是区公安分局局长或副局长，他们都涉嫌充当犯罪集团的“保护伞”。重庆黑帮危害社会及对警界侵蚀的事实触目惊心。
为此，重庆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，政法各部门、纪检监察、组织、宣传、工商、税务、银行等均参与联动，公安机关组织了15个专案组重点突破。重庆市打黑的决心不可谓不大。重要的是，重庆市这次的打黑行动并不是停留于做表面文章，而是有一系列重大行动来落实的。具体表现在，摸排全市黑帮现状，打黑全面彻底，凡是涉及到黑社会的坚决打击，不仅首恶要抓，而且跟从的喽啰也不放过一个，不仅境内的要抓，漏网之鱼也绝不放过；当地政界最高首长薄熙来亲自督战，主持市委打黑除恶工作指挥调度会，做打黑的坚强后盾；深挖保护伞，被称为“重庆最大的黑社会”的原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落网，一大批涉案的民警被坚决处置。
从此次重庆打黑行动受到公众广泛关注，可以知道，深受黑社会危害的中国民众，热切期待中国政府能够向重庆地方那样在整治黑帮问题上下大决心、下真功夫、见真成效。
三是立足长远标本兼治强化机制。整治黑帮，关键是要有长效机制，从根本上解决黑帮作乱社会的问题。重庆黑帮形成势力，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为什么他们可以逍遥法外，恣意妄为？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因素：长期经营形成势力——黑帮通过各种途径聚敛财富，收买人马，长此以往建立自己的地盘，形成相对的独立王国。慑于黑帮的淫威——黑帮势力无恶不作，黎强为争夺线路经营权，数次组织社会闲杂人员进行打砸抢。2007年8月9日，黎强指派一干“平头”在鹅公岩大桥桥头，抢走了玉祥公司的一辆客车。凭借“硬拳头”，黎强近几年拿到了遍及重庆的100余条公交线路经营权。黑帮“合法化”——黑帮普遍走“企业化”路线，借助公司化经营谋求身份的“正常化”。黑帮首领戴上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“红帽子”，“漂白”黑道出身，涂上保护色，使得民众不敢轻易举报，司法机关也有所忌惮。“保护伞”的保护——一些政法干警甘当黑恶势力的“保护伞”，据警方人员说，“最容易与黑恶势力直接有瓜葛的就是公安干警，他们总会想方设法来拉拢和腐蚀。”
因此，遏制黑帮要有长远规划和制度保障，而不是建立在某个地方的某个“能吏”的作为上，将打黑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个人无疑是舍本逐末。国家要有战略视野看待中国迅速发展中的黑帮，对治理黑帮的政策进行整体规划。
首先是明确界定什么是黑帮，以及黑帮的量罪标准，改变在定性黑帮上的暧昧不明政策，直面黑帮猖獗的尖锐矛盾，将打击黑帮作为长期战略纳入法制轨道，进行打击、防范、制约黑帮的制度设计，对潜在形成中的黑帮施加强大压力，依法扫除黑帮。其次要建立专业的反黑机构，在执法上保持一定的灵活性、独立性和隐蔽性，不轻易受外界干扰。第三，广泛发动公众，密切关注社会上具有黑帮倾向的违法犯罪活动，鼓励公众举报黑帮，并对随时出现的黑帮活动保持警惕，及时进行处置和打击，打掉黑帮的嚣张气焰，更重要的是，避免因长期的监管真空而导致黑帮成为一方霸主，形成势力，届时更难对付。四是加强企业资质监管，进行企业背景调查，在黑帮“企业化”、“合法化”的源头加以杜绝。五是以严刑峻法防止黑帮向政界、警界渗透，严厉打击官方“保护伞”，有效阻止黑帮势力相互串联、走集约化、全国化的路子，在黑帮形成势力、难以控制之前，坚决予以取缔。
尤其需要指出的是，中国警方应以重庆打黑为契机，总结经验，进行一次全面的摸排调查，掌握中国黑帮现状，开展除黑专项行动，清除黑帮势力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，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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